荐文 | 王靖雨:1943年蒋介石所建构宣传系统的初步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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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0 / No.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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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8月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在新中国建国70余年之际,回顾建党建国的历程,会发现新闻宣传始终是最重要的阵地之一。1943年,在抗日战争逐步明朗化之时,国民党一方的宣传却开始面临崩溃,回顾1943年,梳理蒋介石所建构的文宣系统的脆弱性,引以为中共新闻宣传史的对照和“镜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研究和中国新闻宣传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一、研究缘起


历史研究中的“蒋介石”,始终以一副军事强人的形象出现,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本人通过着装、写真、演讲有意识地塑造一种军事强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国名党党内和政府中的成长历程无法与军事行动分割(王奇生,2010),“蒋介石”与“军事”“暴力”(杨奎松,2011)的标签似乎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史也往往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研究描述,这种标签与学术之间的强链接把握住了蒋介石研究的主要脉络。“蒋介石”的专制军人形象经由学术认可,更一步地强化了社会大众对此的认知。


理论上说,国民党宣传事务隶属国民党中执会宣传部管理,蒋的注意力集中于军事行动,不重视国民党党务管理,也就不重视组织与宣传活动,“在舆论与军权方面,蒋视军权高于一切,有轻视舆论的倾向”(刘继忠,2019:141),成为一种惯常认知。这就使新闻史研究忽视了蒋介石对新闻宣传的重视与把控,国民党新闻政策研究(王凌霄,1997)、党报历史研究(蔡明泽,1998)、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向芬,2012),甚至国民党“党治新闻研究”(杨师群,2010)中,几乎均未出现蒋介石的形象。此外,“蒋介石”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缺失,也与民国新闻史研究长期关注“媒介史”有关,和蒋介石宣传战的最终失败有关,蒋介石新闻宣传的失败原因复杂,但就《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来看,蒋介石本人十分重视相关工作,在新闻宣传上,也如他指挥军事行动一样,越过组织架构,直接发布命令。他对新闻宣传的重视与最终失败的结果之间的落差,使得梳理各中原因的工作更加重要。


宣传,贯穿兴中会成立(方汉奇,2014)、国民党改组(金以林,2009),以及国民政府争取、组建并维系全国政权的整个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受前苏联党报思想影响,孙中山、胡汉民等人也反复强调党报作为宣传武器的作用(向芬,201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闻就是宣传,宣传就是新闻媒体的主要业务,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新闻宣传也可以进行策划、夸大和造假。


蒋介石在党内上升的过程中,他所面对的主要党内敌人——胡汉民、汪精卫,都曾主管宣传,蒋介石想要打败他们,如果不重视宣传,是无法想象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约法之争期间,国民党中央宣传系统便一致反对蒋介石囚禁胡汉民的行为(陈红民,2015),胡汉民获释后,更是调动一切宣传力量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坚决反对南京政府依靠国际联盟的外交政策,要求直接对日交涉,利用“武装抗日”的口号进行“倒蒋”,政治宣传成功地带动了上海民营报刊的响应,“《大晚报》社长曾虚白回忆:上海为全国舆论中心,成为酝酿不满政府对日妥协态度的温床。当时上海对政府不谅的报纸,我主持的《大晚报》不独是一份,并且是相当突出的一份,我想我那时的态度实际上是上海新闻界共同的心态。”(蔡明泽,1996)在“二二八事变”之后,胡汉民大力宣传“假如政府不抗战,那我们便说,惟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胡汉民,1933:21),“并以抗日倒蒋为名于1936年发动六一事变起兵反蒋”(刘继忠,2010:217)。这持续数年的宣传策略非常成功,《蒋介石日记》在1932年2月7日便写道:“友人来电均以不增加援队于上海相责难,乃知反宣传之大,必欲毁减余历史,其余不为革命也”(蒋介石,1932年2月7日)。寄希望于舆论改变外交的蒋介石,对舆论对自己的评价,当然也看得十分重要,面对“卖国”的舆论讨伐,他采取了对内公开外交政策,对外会见路透社记者进行澄清。在《日记》中,对二者都有记载:


“1932年2月16日,下午商议定外交方针仍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原则,事事公开无隐,以求国民之谅解也”。


“1932年3月4日,日本一面宣传停止战争,一面仍向我嘉定、太仓之线猛攻”。


“1932年3月15日,阅报载,余对路透社谈话,决就军委会长事,自沪战以来,民众与十九路军皆受反动派恶劣宣传,以余为误国之人,故各报不载余之言行,今日时间其记载,实乃千虚难掩一实乎”。


既然历史材料显示,蒋介石足够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进行党内外、国内外斗争的过程中,他通过树立个人权威形象、频繁进行公众演说和会见记者、联络报人等方式,以个人意志为中心、人际关系为脉络,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宣传架构。但是,1943年8月25日,《蒋介石日记》突然写道:“宣传重于军事,当先以明白之表示,坚定态度……以澄清国际视听”。蒋介石以自身为中心重建的宣传系统,至1943年几乎已结构完备,并运行多年,为何在此时突然提出“宣传重于军事”?1943年8月前后,国民党文宣系统出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导向了其最终的宣传失败?



二、领袖意志与人际网络: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宣传系统


(一)外交与内政压力骤增导致宣传环境恶化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以苏联的胜利告终,国际形势剧变。美国参战,也使得太平洋战争局势顿时明朗,而美国援助中国的原因,内在是防止日本成为东亚强国,表面是中国承诺成为与日本不同的民主宪政国家。因此,面对国内各方的舆论攻击时,蒋介石必要向美国证明自身政府的民主性,这一点被国内舆论界抓住。1943年开始,蒋介石逐渐失去国内、国外两个舆论阵地,美日宣战后,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不满,主动寻求与中共的合作,中共也抓住机会,增强了自身宣传力度和对国民党的舆论打击。


以1943年为节点,蒋介石主要面对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1、中途岛战役后,太平洋地区战局已定,国民政府争取美援的行动变为“利用美援”,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从被动变为主动,因此监管和责问变多,国际舆论形势利于抗战,但不利于蒋介石政府;对外宣传争取援助,但是美国的援助一旦执行,美国对中国的舆论就变了,中国本来被视为为民主而战,结果,援助受到美国监督后,政府运作不得力,又使用暴力压制中共发展,都强化了蒋介石的独裁形象,其独裁倾向使得美国深感受骗。


2、抗日战争旷日持久,军民懈怠,国内舆论氛围变差。拉铁摩尔曾在驻华期间,向居里提出中国“从内部崩溃的可能性”,认为中国内部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很可能造成全面分裂。虽然《时代周刊》1945年9月3日出版的《时代》以蒋介石的头像作为封面,刊发《China: I am very Optimistic The Nations: Light in the East》一文,认为“委员长已经证明他的政府得到普遍的支持,如果获得和平,他能在中国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但这篇报道实际掺杂了卢斯个人的主观向往。


3、一旦抗日战争局势明朗,国民党将失去“民族主义”这一宣传和动员的主要旗帜,国共矛盾越来越显在化。1943年3月,经蒋介石反复订正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书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指向了包括英美在内的百年来曾侵略过中国的国家,引起各盟国政府和国内知识界的警惕和反感。苏联也开始站到国民政府的对立面,1943年8月11日,“苏联莫斯科出版之‘战争与工人’刊物,发表罗果夫所撰‘中国内部发生严重问题’文字”(秦孝仪,1978a:354)。国内外舆论均不认可《中国之命运》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独裁倾向。


4、在和平指日可待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要求,转为维持经济环境稳定,但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无力完成这一基本任务。从战前开始的国内财政经济环境恶化,在多年战争消耗的作用下,持续发酵,通货膨胀恶化民生,民众对政府的抱怨增加。《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年-1945年》一书指出:“1938年中国的零售价格上涨率为49%;1939年为83%;1940年为124%;1941年为173%;1942年为235%;1943年为245%;1944年为231%;1945年1-8月为251%。据张嘉璈著作,单月通货膨胀的高点是1945年6月,达到302%。”(Kia-ngau,1963)在整个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公务员阶层与教育人员的购买力大幅下降,这些人的观点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也是国民政府民心渐失的原因。


“到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以后,与日本周旋五年的国民政府已经是窘态毕露了:民生凋敝、通货膨胀、战事僵持、政局渐趋动荡、中共的宣传逐步发生效力,再加上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引进了以谢伟志和戴维思为首的亲中共顾问群,使得国府的形象颇难维持。”(王凌霄,1997:145)


对此蒋介石虽然部署了反击,并于1943年5月22日提出《指示本党宣传业务应改进之事项》,对抗日战争中后期宣传舆论工作出现的失控现象做出整体指导。但是效果不明显,8月11日由美军驻欧总司令派员向宋子文致达马歇尔由美京发出之急电,谓蒋限中共于8月15日前归顺国民政府,否则采取行动。马希望宋阻止。宋子文以此意旨转蒋介石,并附称此电似由罗斯福授意。


“宣传重于军事”即在这种背景下提出:


“宣传重于军事:当先以明白之表示,坚定态度……以澄清国际视听”,“故应先用宣传……只要服从命令,放弃割据,即可承认其军队与地位……则又和重于战。”(蒋介石,1943年8月25日)


此时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已经对他十分不利:“看中国儿女影片,较前所看者进步,然缺点甚多也……文白诚愚鲁无识之人也,道藩等宣传无方无智,令人徒叹而已。”(蒋介石,1943年1月10日)到了1943年之后,抗日战争局势基本明朗,美国为其在亚洲本土作战寻找更多盟友,开始在中国寻找除蒋政府之外的政治军事力量,国内党派间斗争日趋激烈,日军投降后,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极权统治没有了这个敌人的掩护,舆论压力逐渐集中到蒋介石和他所代表的政府和政治体制上,在整个新闻宣传领域中,蒋介石的意志可执行性逐渐缩小。


美方记者一直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外电审查制度颇为不满,最初由于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处境深感同情,而进行配合。美国施行民主体制,政府希望参与二战,但需要首先进行宣传造势来影响舆论,因此,美国记者和军方、政府甚至有意配合中国外宣部门在美国的宣传活动。但当局势变化,援助中国和进军太平洋战场成为美国的既定国策,驻华的美国作家和记者,就不再配合,明确反抗这一制度的是白修德,他在1942年河南灾荒报道中,实地勘查了受灾情况和难民处境,对政府上层无视和隐瞒实情深感震撼和不满,从而在新闻事实的驱使下,突破新闻检查,利用美国军机运输新闻,向美国发出相关报道。“据国宣处统计,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在延安拍发电讯达100多篇,大量报道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其中有关于游击战的、统一战线的、日本工农学校的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曲线救国等内容。文章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予以批评。”(王晓岗,戴建兵,2003)“中共在美宣传称我军已不打日敌而集中力量将攻中共……可虑者,美国朝野已为其宣传所惑,信以为真矣。”(蒋介石,1944年2月26日)


抗战胜利后,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国之一,也是蒋介石战后重建援助的主要来源,蒋介石格外关注美国的外交和舆论状况。但由于蒋介石加紧内战准备、政府效率低下、国内通货膨胀恶化等状况,使得美国媒体对蒋介石政府的报道趋向负面,这让蒋介石十分困扰。


(二)《中国之命运》受到攻击


在主持中国废除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后,蒋介石令陶希圣写成《中国之命运》一书,在1942年双十节的国庆会场,宣布英美放弃不平等条约后发表,并希望借此书为自己进攻解放区、主持战后中国秩序进行宣传造势。


随后,英美两国准备于1943年元旦签订新约,蒋介石“召集宣传与外交干部,指示美英二约签字后宣传要旨与修正元旦告书”,不料“忽接美国电称改期五日签约,英国亦如此”(蒋介石,1942年11月,本月反省录)。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宣传策划只需稍作后移即可,谁知《中央日报》没有更改宣传计划,于1月1日,刊发废约新闻,蒋介石对此非常痛恨:“中央日报泄布元旦签约之消息,最为痛愤,党中干部几乎无一人能任事,无亏其责任,实离时代太远,奈之何哉。”(蒋介石,1943年1月,第一星期反省录)


1月11日,新约终于订立,13日,《中央日报》刊登蒋介石的《告全国军民书》,表示:


我们革命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之故。百年以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重重压制之下,政治陷于割裂,经济流于偏枯,社会趋于黑暗,积习所至,竟使国民心理卑怯而不知自拔,伦理颓废而不知羞耻,国民道德的堕落,民族自信的丧失,至此可谓已到了极点……今日不平等条约既经取消,从前因缘而生之不健全的现象,皆将失其掩护(中央日报,1943年1月13日)。


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中美中英订立平等新约扩大宣传办法》,要求机关学校放假、集会,“讲述平等新约订立于我民族国家之重大意义”(新华日报,1943a),各级党部组织宣传队,“注重对乡村农民之宣传”(新华日报,1943b),全面利用影视、戏剧、广播、演讲、纪念周等方式进行新约扩大宣传。13日,军委会政治部又发布《新约扩大宣传补充办法》,“组织宣传队印发并张贴国府明令、蒋委员长告军民书,蒋介石平等新约之内容与意义”(中央日报,1943年1月14日)。


在《中国之命运》、签订新约两项宣传策划之外,蒋介石还在此时试图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送新疆电影片与组织西北文化服务团,三,宣传处与会计、审计、司法、电影主任,入党政班,四,派汤德臣(中央社)、彭乐善(广播)、吴文藻(国防),入党政班……十一,各大学纪念周与入学试题之党义讲演之设计。”(蒋介石,1943年1月,第一星期预定工作科目)


但当时社会生活恶劣,通货膨胀和食不果腹困扰着知识分子,《中国之命运》将蒋介石定义为中国英雄,给他们造成了感官不适,“老金(金岳霖)拒绝阅读《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家们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它为无聊的废话。知识阶层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的天赋特权。如今,蒋介石却公开侮辱了他们”(费正清,1991:296)。同时,书中所做的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描述,也容易使国际怀疑中国正怀有排外主义的倾向。蒋介石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加强,引起了强烈反弹。“效忠于人”还是“效忠于制度”,是区分现代整体的一个最显著的指标。蒋介石政府一直因倡导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而备受指责。这些指责在抗日战争和民族主义大潮中被掩盖,随着抗战局势的明朗,这些国内矛盾开始浮上水面。此书成了国共舆论战中,中共抓到的一个反宣传的着力点。


7月21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通知,专门部署对该书的宣传工作,通知指出:


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521)。


《中国之命运》一书,几乎完全是蒋介石意志的呈现,“王世杰、熊式辉和唐纵在日记中对《命运》皆持不同程度的保留意见。就王、熊两位遗留的日记或回忆录观察,王世杰和熊式辉对蒋的领导作风以及欲为未来建国阶段的领袖自居皆有若干保留”(王震邦,2016)。这一点也被中共抓住,8月上旬中共中央对政治和宣传策略作了新的调整,决定:为了揭穿国民党的实质并教育革命队伍,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要求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解放日报》于8月刊登了一系列反法西斯的社论,如8月15日《要求国民政府整顿军纪军令》、8月16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8月21日《请重庆看罗马》、8月23日《袁世凯再版》等等。蒋介石由于组织力行社,而被扣上的法西斯的帽子,又被扎实地戴了起来。


从1935年蓝衣社成立之后,社会便盛传蒋介石具有法西斯思想,并将力行社当作他所建立的法西斯组织。《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后,这种说法又卷土重来,成了指责蒋介石妄图建立个人极权国家的重要舆论观点。


王世杰认为,当时是中国通货膨胀的时期,通货膨胀必然严重危害工薪阶层的生活,这就危害了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城市居民的生活,这些失望毫无疑问的指向国民政府,指向蒋介石,而此时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不过是刚好多了个靶子。


(三)宣传官员各有主张


1943年7月,国民政府的内外宣传皆陷入一片乱象,美国对华政策受英国负面情报影响,中共方面的舆论攻势也开始加强。


1943年7月22日《蒋介石日记》称:“英国之日本通皆在美国活动,使美国对远东情报,完全受其操纵,以排斥我国与美情报之合作……美国对华政策,亦皆受其影响,最足顾虑”。同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党政军联合汇报,讨论对中共的宣传方针,陈布雷宣读蒋介石的五条指示:“(一)如果发动宣传,应侧重于揭发奸党少数人之罪恶而启迪彼党多数人之觉悟;(二)须知此乃奸党内部动摇,故造作谣言,希挑起战争,以促其党内之团结;(三)他们想籍此挑起战争,是决达不到目的的;(四)从该党七七以后言论看来简直是通敌卖国;(五)不必说决不致有内战,根本无所谓内战”(唐纵,1991:369)。


1943年7月23日《日记》称:“速换中央日报编辑……上午批阅公文,省察时局,研究对中共反宣传对策,决定发布劝告中共党员书,说明政府对中共一贯政策……晚与布雷谈对共文稿要旨”。


1943年7月25日《日记》称:“昨晚再与布雷商发告中共书,彼以此时发书,为出以宽容之意,则适中匪类此次反宣传之计,否则为出以严正态度,则又为匪类借口作反宣传材料,故当此轻重皆然之时,惟有暂取静默,以事实证明匪类反宣传全出诬妄也,天何言哉,故能从布雷诤谏决定对匪言,置之不理也”。


以上所记种种表明,陈布雷是蒋介石掌控舆论的主要助手和咨询对象,但是陈布雷给出的意见是“置之不理”。陈布雷对蒋介石的宣传政策和行动具有建议权,但其本人性格较为保守。1西安事变后,陕西局势动荡,“杨虎城操纵其间,尤其是顽强不讲情理,蒋曾手电数次,并作长信二封教导杨,陈布雷建议蒋不将此二封信交媒体刊布,以保全其颜面”(张瑞德,2017:247)。从宣传技术上讲,“置之不理”是一种错误,一来,舆论斗争需要先占领舆论场,给出曝光率,二来,影响受众,需要从“影响认识”到“影响态度”,再到“影响行动”,“使知之”是实现所有宣传目的的第一步。这些都说明陈布雷的宣传工作较为无力。


王世杰担任宣传部部长期间,直接承命于蒋介石,主要负责布置宣传任务,调查新闻宣传方针的实施效果,管理宣传人员等方面的工作,对抗战时期的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王世杰在具体问题上的宣传措施,往往自作主张。在印度问题上,蒋介石始终支持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曾亲自访印,会见甘地。1942年8月5日,蒋介石曾当面向居里提议,由美国出面调解印度局势。2


1942年7月28日,《蒋介石日记》载:


昨王宣传部长特提我党报对印度问题应有主张,余乃漫应之曰,可,但须公平合理,对于英国为用高压手段则达反同盟国抗战之宗旨,应特加警告,孰知今日中央日报社论主张印度国民大会执行会不可通过“不服从运动”之决议案,而希望应该为何条件则并未提及,此种人品,知英国为不可开罪,一意奉承其宣传,而对于我中央最大最重之决策则不加注意甚至党国前途被其一言牺牲,亦此不惜此种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故弄其小智,以布惠于外人,痛之至。令布雷拟稿再论印度问题,登载明日社论而人见此或可不致悲愤误会(蒋介石,1942年7月28日)。



三、国民党宣传系统的弊端


蒋介石的新闻宣传布置,同时陷于宣传技术落后、政权内部纷争、国内知识界不谅和外交限制等问题中。


首先,蒋介石虽然热衷于演讲,但他的主要宣传内容过于“抽象化”——其主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没有得到充分阐释,“礼义廉耻”和“基督教博爱思想”则均无法传达给普罗大众。王鼎钧回忆录里提到,他逃去台湾后(1953年),看到一篇蒋介石的奇文,在文章里,蒋介石提倡用“爱”去反共,他说,爱是永远不会为恨所掩盖的,而且只有爱,终于可以使恨得以消灭。面对中国大陆,他宣示:我们要用爱去使他们觉醒,用爱去使他们坚定,用爱去使他们团结,让爱去交流,让爱去凝固,让爱结成整个民族的一体。蒋介石也反思自己,“因循寡断、取巧自误”,张季鸾等人也曾私下认为,蒋介石的宣传方式过于老派。


其次,体制庞杂,官员因循。陈布雷、董显光、王世杰,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蒋介石着力倚重的新闻宣传官员。这些官员从事专业的技术和能力直接影响了蒋介石政策的执行。同时,蒋介石依据人际关系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统治系统,必然受到这种人际制约,缺乏制度强制性,使得文宣系统中“赏罚不行”,王芸生、陆铿等人制造的假新闻即便引发严重社会后果,也多托人向上疏通便可。


陈布雷作为直接进行新闻宣传的官员,面对抗战之后国民政府的宣传颓势,曾反思道:“身居繁要之地,而不悟责任之重,迁延因循,只以勤慎二字自画,好静恶动,畏难就易”(陈布雷,1945年7月29日)。其遗书中,又写道:“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3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已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秦孝仪,1978b:176-178)。国民党宣传系统“从直接进攻、军事封锁、法纪制裁、宣传攻击等方面进行了多次权衡,期间经过十分复杂曲折。处于种种考虑,特别是在美苏不同程度的政治和舆论干预下,主要采取了犯而不较的基本策略,在宣传上则很不情愿的暂取静默,意图摆出高姿态,争取国内外特别是美苏等国的理解认同,形成了国共舆论斗争史上很少见的共攻国守局面。”(文武英,2018:136)


再次,作为领导人的蒋介石,一方面无法坚定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深入彻底的改革也超出了蒋的能力。唐纵即从权力集中度的角度看待宣传战的失败,认为:“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唐纵,1991:429),每每“励精图治,要求改变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唐纵,1991:479)。1943年5月,蒋介石曾向陈布雷询问社会上对孔祥熙的评价,陈布雷回答其“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合而为一,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陈布雷向唐纵言)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唐纵,1991:432)。此处,孔祥熙对于政权的影响力,也超出了蒋介石能够控制的范围,其中一例便是,1949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詹森,曾担任过孔的律师(吕芳上等,2011:337)。


最后,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后期文宣系统的组织者,并未尝试建立一套制度。蒋介石“迫切要新鲜的主意,尽管是否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是另一回事……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何廉,1988:117)。他依靠与陈布雷的私人关系逐步建立与报界的联系,并拉拢知名报人组建的文宣系统,但也处处受制与人际关系,王芸生“飞机洋狗”等类似新闻造假事件,均可以通过上下说情免于追究。



四、结论与讨论


1943年是国民党整个文宣系统开始陷入泥潭,蒋介石针对各方势力布置的宣传反击,效果均不明显。费正清也以1943年为节点,认为“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尽管他一再努力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导致工薪阶层营养失调且感到绝望。对于外国观察家来说,左派似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费正清,2014:304-305)。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战场,没有充分的战争动员,蒋介石政府“在情感上”不信任民众,“在物质上”无法为民众提供基本生活,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观中,失去人心就意味着“大势已去”。


蒋介石在统治大陆的二十余年间,其新闻宣传工作密集,建成了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宣传网,达到了辅助内政和外交建设的各种目的,但也最终在国共宣传斗争上,以失败而告终。这不仅仅是宣传战的失败,更是一种政党理念和社会改革路线的失败。在社会少数中坚阶层和庞大的底层利益只能选一的情况下,国民党选择的是中间阶层的利益,这也意味着国民党领导的改革,不能继续深入到底层社会,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根基。斯诺曾在第一次到访中国时,感叹这个社会的革命远远没有开始。(作者系王靖雨,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



注释

1.陈布雷曾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过定义:“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引自,邵毓麟,布雷先生的无私与积极,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1976年4月,p18,转引自:张瑞德,侍从室与战时中国的党政决策(1933-1945),《近代史释论:多元思考与探索》,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6月,初版,p285。

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1942年8月5日,p167-169,“公郑重指出:印度前途关系联合国甚大,如不能作适当之处理,则必为日本所利用,在目前情况之下,美国亟应出而调解,否则印度局势演变为流血衝突,联合国均将蒙其不利”。

3.作者注:可见,蒋介石在1943年就已经叮嘱陈布雷注意中共宣传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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