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贡献——儒家视野中的“历史”



十念生按:
中国的天下体系,自秦汉至清终结。从此中国不再有天下之说,而用西方学术上的低俗鄙陋的民族国家学说。一个伟大的文明在丛林世界不得已降低了自己的文明程度。

时至今日,我们再次回看历史,越发能够看清楚中国的伟大。所幸中国历经苦难,终于凤凰涅槃再次重生。现在我们不再说天下体系,我们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说法来代替历史上的天下体系安排。

但是,要想人类和平稳定生活,只有中华文明成为人类的文明中心才能够最终实现。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做到。

再回到本文。当代网络上有一部分人一直否定清朝,认为清朝不是中国的正统朝代,认为中国在元清是灭国的(当然清朝的统治比起元朝强太多了)。最先制造元清不是中国朝代更迭论调的是日本。这是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在19世纪炮制的舆论战之一。后来斯大林为了谋取中国的蒙古新疆和藏地,也大肆宣扬元清非中国论!

今日阿赛克钦那里还有一个石碑,是清朝时期所立。清朝中国最远打到阿富汗。清朝最大的贡献是利用宗教真正解决了西藏和蒙古问题。中国历朝历代,只有清朝解决的最好。历朝历代,中原政权的势力从未真正到达西藏和蒙古,直到清朝。

在清以前(元朝除外)的朝代,蒙古和藏地,是中国天下体系的核心层外的第2层。再朝外第3层就是尼泊尔印度地区(印度不是一个国家概念,你可以认为它是非洲,这样说你就明白印度这个词的含义了)。朝鲜缅甸越南这些相当于核心之外的第2.5层。清朝把蒙藏地区变成了中国的天下体系的第一层。

清朝时期,为了统一西北地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长达68年,最终才平定准格尔部落。这个部落为什么这么难搞?准格尔部落是蒙古部落之一,蒙古衰落后,逐渐分为各个大小不一的部落。而准格尔部落就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清朝为了平定准格尔部落费尽了心思。

清朝最终妥善解决西藏和蒙古问题,使用的是宗教办法。清朝皇帝就是佛教(这个佛教是专门针对西藏的藏传佛教密宗说的,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不一样)最大的法王、最大的活佛。所有藏传佛教的活佛最终必须要由清朝皇帝来定夺。对于政教合一的地区来说,执政者就是所在地宗教最大领袖,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所说的话一言九鼎无法反驳了。

通过否定中国历史,特别是否定清朝,抢夺中国历史定义权和解释权,让中国文化陷入迷茫,为中国埋下分裂的根源,这是当代西方学术的最关键阴谋出发点。

下文是诸玄识先生多年前旧文,该文颇多真知灼见,言他人说不能言,经诸玄识先生许可,特转载以供有识之士鉴赏。



清朝的贡献——儒家视野中的“历史”
诸玄识

(一)前言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
    
  清朝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贡献最大,以致中华的“忧患重心”能够从“逐鹿中原”转向“东洋大海”,从而她的战略地势从终古的“逆形胜”变成了现在的“正形胜”,这是近百年列强不能灭亡中国的客观条件,也是当今“中国崛起”与“海洋立国”之必要前提。笔者诗云:
    
    清朝首功
    
    长城畅睡大河清,终古胡云一扫晴。
    形胜四疆吞海寇,昆仑九派逐洋鲸。
    
  【注:夷祸物极必反,“以夷制夷”之儒策水到渠成:满清入主,绝千年胡患(夷狄蛮羌),囊四疆形胜(满蒙藏疆),使中华能以大纵深、高倾压的地缘政治,应对“海洋暴力”。从而“中原板荡”转向海洋角逐——弱则陷敌不拔,强则龙腾瀚凕。若非如此,中华早亡于列强,遑论今之海洋立国。】
      
    (二)清朝≠满清
    
  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说:“今天(指西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引者),是西方的‘红发蛮夷’在高度文明的婆罗门与清朝官吏的眼前扮演了蒙古人和满州人曾经扮演的角色,且扮演得如出一辙。”在斯宾格勒看来,满州人原是侵略成性的蛮夷,但其被同化;而清朝则属于儒教的文明机制,发挥华夏的政治功能。
      
  说到清朝,论者几乎全是垢责,因而国人鲜知其有大功于中华。清朝的版图比明朝扩大几倍?连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意义上的外患是如何被根除的?晚清为中国现代化打下了怎样的基础(现在的铁路干线、一流大学、邮政系统和大型工矿,以及中国造船世界第一,哪一项不是清朝所奠基)?很少人知道这些。都说清朝腐败,殊不知晚清的贪官之比率,不及今之千分之一!都骂慈禧太后,殊不知在其垂帘听政时期,清朝的改革与邓小平所做的的(改革开放)乃如出一辙——前期是洋务运动,中间是学生运动之波折(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后期则为更大、更全面的改革(经济、教育、军事和政治等,后者包括准备立宪,承诺在1912年实行议会制);只不过两朝所处境遇之不同而已:一是四夷交侵,列强瓜分;一是分别获得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援,先后展开工业化和现代化。这就是说,晚清在极端逆境之中支撑华夏,此非后来政权同日而语也(那时列强一致祸华,清朝莫能“以夷制夷”;而后西方内讧,中国则可“合纵连横”)!再顺便说一下,今之国人好拿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作比较,来垢责清朝;我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同样是(非西方国家的)变法维新,中国不知道要比日本难多少倍呀!——其一、那时的中国非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天下中心”(九州华夏+蒙藏滿疆+朝贡百藩),因而一乱全否:不仅分崩离析,而且祸爆中原,列强因利乘便,如何化解?日本像西洋一样作为世界和谐的破坏者,趁乱打劫,非常轻松。其二、岛国日本的“海洋地缘”要比中国优越(当时如此,现在相反),因而日本社会转向竞争性,其内部的失衡与矛盾可以向外宣泄,祸害大陆;相比之下,中华走向历史的反面,如何平衡?到哪里去侵略扩张?其三、中国面临四夷交侵,承受着列强的集中打击,而英美等国不仅“释放”日本,而且还扶植它,让其入伙分赃。以下用儒家的历史观来透视清朝对中华民族的“大有为”:
      
    (三)清朝对中华民族的主要贡献
      
  满族入关而建立清廷,姑且不论改朝换代之人祸,而就其大体而言,它虽对于中华民族之“内涵”乃是大冲击,但对于中国文明之“外延”则亦大贡献。也就是说,清朝把儒家的“平天下”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详述如下:
      
  伟哉大明,纯粹汉风恢弘至极也!其为纯汉政权励精图治、整军经武,而应对忧患、平治天下,乃历时最久,发挥最烈也!明朝中叶,因为倭寇与胡骑,从海陆两面威胁中华(任何民族都难承受两面受敌);所以儒家必须进一步“平天下”,来形成“真正的”大一统,化蛮荒、靖边土,旨在确保吾民族之安身立命和吾文明之可大可久。然而,“郁郁乎文哉”的士大夫不胜此任——他们虽善于在文化上“尽精微”,但拙于在文明上“致广大”,故他们忙于“内圣之功德”,而把“外王之霸业”拱手相让于“入主中原的蛮族”。所以,儒家在这方面奉行“以夷制夷、守在四夷”之上策(老子亦曰:“借人之力,配天之极”)。
  
  改朝换代亦是积攒新生力量而再冲刺。满清之替明,不再用长城限内外,从此塞北江南永和为家;绝除千年胡患(夷戎蛮狄),囊括四疆形胜(蒙藏滿疆);再加上收台湾,臣藩邦,拒沙俄,宾泰西;从而谱写了空前无比的“盛世华章”。从那以后,中国就能够充分利用大纵深和高倾压的大陆地缘(非比从前那单薄的中原:四面受敌、四战之地),来应对来自海洋方面的至大外患。其功巨也!若非如此,数百年后之中华则必亡于列强——不仅蒙藏滿疆非我所有,反被敌国用来居高临下,倾覆华夏;尤其是在遭遇“海洋暴力”之时,中国哪能迂回喘息而存有生机!俄罗斯与日本乃虎狼之国,后者败则美苏英分割我沿海与边疆矣!事实上,自从清朝盛世以后,中华虽然罹至患而国运极为悲惨,但其地缘政治的优势却也愈趋显著;她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扭转逆境,这一客观条件也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从世界屋脊顺势而下,俯冲太平洋,能攻能守,其力弱时亦能阻挡外寇,后者最多像日本之侵华,逆水仰攻而越陷越深;其强大时尤可倾压霸主,后者想要长期遏制中国,而欲使这个面向大海的国度“虽是近水楼台,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指深蓝色海洋——太平洋的纵深)”,真是越来越难呀!如果不是清朝在“地缘政治”的方面立了大功,现代中国哪里谈得上有效地应对冷战与后冷战,遑论和平崛起与海洋立国也!
      
    (四)推翻清朝是“结束二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吗?
      
  先回答清朝为什么会被推翻呢?这与其说是因为“封建专制”,不如说是因为“专制不够”,以致没有足够的组织力与动员力来应对至大外患。——传统中国是个和平体系,而非战斗序列,此迥异于西方文明或现代社会;因此,由契约组织与权力制度所构成的排他性与竞争性之机制,在中国历史上,虽于战国七雄和秦朝统一见其雏形,但不久就随着文明升华而被扬弃。质言之,清朝的政治乃属于传统的“天下太平”的体制,而不适合现代的“世界战国”的竞争。所以我们不能说,清朝被推翻是因为“封建专制”。请看清王朝的掘墓人孙中山怎么说?他说:“……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进言之,清朝被推翻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在“封建专制”之下,中国人民没有自由,恰恰相反,自由太多了!这在往昔太平之世可谓“万民天放”,而在列强交侵之今则是“一盘散沙”。孙中山又说:“……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究竟说一盘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盘散沙。”“因为是一盘散沙,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无力抵抗。”(《三民主义》)
      
  总而言之,改朝换代似乎是推翻苛政而新陈代谢,实际上是优势接力而弘济时艰,是儒教平天下的历史进程。按照孙中山的讲法,20世纪初的中国之“转型”,是从传统的“天下观”或世界主义,变成现代的国家观或民族主义。这看起来是“时代的进步”,但实质上则为中国文化的“战略退却”或“权宜之计”,将来还要回到“天下观”或世界主义;这并非“历史倒退”,而是“正→反→合”,是更大的“阴阳图”——中国将怀抱更大的“天下”,乃至实现世界大同,亦即完成儒家所指派给中国人的终极使命。[历史观:正→反→合]……→明朝(内涵:文化承道统)→清朝(外延:文明大一统)→国民党(内涵:文化承道统)→共产党(外延:文明大一统)→(内涵:文化承道统)……越来越大的“阴阳图”,直到“世界大同”。
      
  这里解释一下:“封建”一词,原本乃儒家专指上古(夏商周)三代之“分封制”,今之台湾和西方的史学界均持此论;而且欧美学者多主张,中国上古之分封制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两者是“有趣的同构” (例如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国学大师钱穆更为深刻地指出,欧洲中世纪与中国上古史在形式上颇相似,都是“封建制”;但在内容上则迥异:欧洲中世纪是农奴制,而上古中国封建制下的“井田制”则具有“伦理共产主义”的性质,此在唐朝的井田制及其后的“义庄制度”之中,被发扬光大——不仅做到“为民制产、予人恒产”(确保民生,穷人保险),而且做到“富而好礼、兼善天下”(有限竞争,互助共生)。这些再加上政治上儒家使万民向善,乡里自治,朝廷实行德治和无为而治,以及人生观上以不损害自然而享受“天人合一”之无限幸福,凡此说明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中的最美好的文明。只不过传统中国承受着内在的人口与生态之压力,承受着欧亚大草原的胡患和来自海洋方面的外患,在涵容化解遍天下的祸因乱源的过程中,她的至善的本质往往表现为“恶”而已!这与古今西方恰好相反:西方把其内在矛盾宣泄于外,破坏其余世界和地球生态,因而它的至恶的本质常常表现为“善”。不仅如此,传统中国还尽力向外推广其和谐文化(王道朝贡、母体文明、世界大同),而她自己则荷受忧患(罗素说:中华民族总是把好处赠与世界,而宁愿让坏处伤害其自身);但西方却截然相反——天下祸患的制造者!
      
  再回到“封建”一词上来。马克思本人曾极力反对把历史中国说成是“封建社会”,他还特别指出:“五种社会形态”是他对欧洲历史的总结,但如果有人把它变成一种历史哲学,运用到世界其他部分,尤其是运用于中国和印度,那将是对他“过高的荣誉,过大的侮辱”。然而,1930年代斯大林“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硬是把“五种社会形态”强加于中国,从而用“封建制度”来定性自秦迄清之历朝;其在中国的理论的追随者,奉斯大林的话为圭臬,并进而佐证上古三代乃“奴隶社会”。这样以讹传讹,竟然变成了时代的“真理”!再插一句:
通过否定中国历史,特别是否定清朝,斯大林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以“革命方式”来攫取新疆、满洲和内外蒙古。幸亏国民党坚持“反革命”,斯大林在沙皇帝国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掠取“清朝遗产”的做法,事倍功半——他对新疆和满洲乃功败垂成,干脆用两地作为交换条件,强迫蒋介石让出外蒙;如果不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站在苏联一边(就像在钓鱼岛和琉球群岛的问题上,美国站在日本一边),斯大林的罪恶行径是很难被“合法化”的。
      
    (五)清朝是儒家“平天下”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大家都从中华“罹忧患”的方面来历数满清的罪过,笔者是从儒家“平天下”的角度来肯定清朝的功绩。两者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在承受忧患的过程中自强不息而“可大可久”的,此乃《易经》所留给炎黄后代的宝训。老子也说,只有承受污垢与不祥的民族,才能够“王天下”。正因为如此,中国才能久为世界之中心。与大多数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摧夷异域而自壮,乃截然不同,中国是承受忧患而同化野蛮。老子又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不向外祸争,而宁受恶乱的国家,则近于道)。儒家指派给华夏的“天职”就是:在承受与化解遍天下之祸因乱源的过程中,进行“平天下”,从而越来越接近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民胞物与、天人合一。话说回来,像满清这样的蛮族,中国不承受并同化之,叫谁去做?叫俄罗斯或日本去做?按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见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如果中国不主动拥抱并融解作为西方暴力之最的阶级斗争,叫谁去做?叫西欧去做?那美苏两霸就不会“冷战”,而是毁灭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见解,对于由西方文化及其科技所致的世界性的失衡,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冲突的最大化,如果中国不能积极地加以涵容消化;那么,全人类就只有径直地走向毁灭了!
      
  华夏自古以来“中天下而立”,故称“中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其消极的涵义是:遍天下的祸因乱源不被消弭,中华民族就别想安稳;其积极的涵义是:如果中国人不主动营造世界和平与人类永生,那么,整个天下则为“战国状态”,乃至径直地走向毁灭。我援引两位贤哲的话来阐明,中国文明及其政治是为全人类所设计的这一道理:一是梁启超说:“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为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绝不……为……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再是一位基督教神父说:“……中国文化具有一种磅礴天下的精神和抱负。中国古代圣贤,从来不以中国文化为本民族所自私。正心诚意的最后宗旨,在于治国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乃止于至善的最大抱负。九洲八演,以神州为模范。四裔六服,以中土为正宗。这都是中国文化计划的表现。”所以,中华先是承受满清之野蛮,再用儒教把它变成中国文化的推行者;结果,同化一族,融合十族,臣服百族。这不就表现出“平天下”的进程吗?
      
    (六)我们应该看到改朝换代的积极意义
      
  我们在悲切亡明、痛恨残鞑之余,能否退一步海阔天空,来想一想改朝换代和承受忧患的积极意义呢?那就是:从儒家的“平天下”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透过明清之交替,来解决两大生存攸关之难题:一是两千年来愈趋严重的胡患(草原暴力),其以华夏农耕区及其文明中心为猎物,周期性发难,动辄杀人千万,而且越来越具有毁灭性;一是自从明朝中叶之倭患,原是华夏后方的东部南方突然间暴露于海洋暴力之前,此(草原暴力+海洋暴力)在地缘政治方面,意味着中华两面受敌,这是任何民族或文明都无法承受的。欲解决这两大难题,中华须具有文化上的超越性与种族上的包容性。当半汉化的满清逞其凶暴之际,逐渐被儒教所同化,遂能化干戈为玉帛、化腐臭为神奇,再让其发挥其“文治武功”之两种优势,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这就叫做“华夷之辨的相反相成”——古人运用几重智慧而圆融性地化解矛盾,今人只是西式思维而割裂性地看待事物,正是如此文明的“鸿沟”而令吾人耿耿于怀于历史也!战国邹衍之五德终始与西汉董子之三统交替,皆从积极意义上来看改朝换代——优势替换、弘济时艰,涵容愈来愈大的“天下”矣!明清交替也是,国共易帜同然。如果不是清朝发挥其特殊功效来提升“大一统”,那么,中华对于长城以外和西部及西南边疆均难以掌控;虽说到后来,那里的暴力之源乃相形见拙于热兵器之威力,但它很可能在折服于汉人之前,就已汇入了列强之祸患,那才是真正的亡国灭种呢(若非清朝的有效应对,塞外尽为沙俄所吞。反面的例子是1944-45年,斯大林所操作的新疆 “三区革命”,对汉人实行种族灭绝。斯大林原本是要把他的“灭汉”计划推行到中国其他地区的——例如乘着中国抗战,他下令灭绝在俄边疆的30万华人,他多 次要与日本订立瓜分中国的条约,只因为国民政府的威望日增,1941年的《日苏条约》只限于蒙满两地,与此同时斯大林正在谋图新疆)!
    
  平心而论,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华危难之际,蒙藏滿疆之离心倾向从而被列强的利用程度,相对较小(除了外蒙“独立”,满洲国、新疆突厥人的叛乱和十三世喇嘛之妄动等,都比较孤立),这与清朝长期推行儒家的“文化天下主义”有很大关系。儒释道之深入人心,使各民族均以中华为依归(大部分的蒙藏回上层人士都不愿意投靠列强)。就连最具“异质性”的穆斯林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汉化。我用一位基督教神父的话,来说明往昔儒家及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穆斯林的统摄与融化之成就,他说:“中国文化的一个奇妙,就是特别富有追求力、保守力、综合力和融化力。中国古人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心地十分开朗。由印度的佛教文化和突厥的回教文化,传到中国,一律受到优容善待。甚至以前略带刀剑性的回教,在中国各地流传,也变成了羊儿一样的和善。所谓的‘汉回’,早已接受了基本的中国文化,这一情形,是与中国人全无种族歧视相符合的。只要不破坏中国民族的自尊心,中国人绝对不会排外。”
      
  虽然国民党的“政治民族主义”在救亡图存的方面是功勋卓著(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把中国从被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翻成了“四强”,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培养了最多的世界级科技精英);但是,它再拖下去,中国边疆就会变成美苏英等反华之前沿(如果国民党不垮台,三强就会本着《雅尔塔密约》的精神,继续谋害中国,而不会打冷战的)。虽然超越民族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巩固边疆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且还在继续完善中华大一统;但是,自从五四以来,内部的殖民文化与外部的人权战略之双管齐下,使得西方思潮泛滥成灾,从而蒙藏回疆之各少数民族的“中华认同”,已经失落了一大半了。因此,若是再发生像20世纪上半期那样的民族危机,那边疆问题就大了!
      
    (七)结束语:我们应该感激清朝才对呢!
      
  现在大家就会明白:若非满清为中华民族打造一个最佳的“地缘政治”,历史与现实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如前所述,如果没有清朝,中国的东北、内外蒙古和新疆全被俄罗斯吞并,西藏和云南被英国所占,而沿海及岛屿则被美国所囊括(假如没有中国,日韩等全无“地缘价值”,因而也被美国废掉)。那么,失去高原与海疆的中华民族将会怎样呢?答:无限冲突投列强,世界祸区直到亡!所以,我们应该感激清朝——创业垂统平天下,满清功高续华夏!
      
  进言之,假如中国早已消亡,世界大战还得打几场,或许人类已经毁灭;因为中国是西方文明之爆炸性张力的“缓冲区”(列强妥协)、“平衡器”(两霸之间)和“替罪羊”(西方团结)。西方人虽智大愚(老子语),他们无情地扼杀自然母亲(生态),扼杀文明母亲(中国),两者的结果都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世界就是一个互为因缘、紧密联系的整体,动一而全变:历史时期,中国唱主角,因而是共存且“厚生”(天人合一,生命基础厚实);近世以来,西方作导演,因而是冲突而“薄生”(戡天役物,吾人如履薄冰)。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守护着天下和谐,并且不遗余力地向外推广她的和平文化(王道外交、朝贡制度、母体文明、世界大同)。然而,在中世纪后期,西方人一经获得中国科技而“出洋”,就背“道”而驰,偷天盗地,以破坏大和谐来创发“文明”。西方用科技来爆炸世界(李约瑟语),并兴起空前暴烈的“海洋暴力”(取代了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暴力”),它使中国面对至大外患。幸亏清朝在地缘政治的方面立下首功,令中华获得了幸存的客观条件。国民党的救亡之功,乃国史之最(以极短时间克服至大外患,把中华从被瓜分的半殖民地变成“世界四强”)。中国共产党继承前朝国运而发扬光大之:应对冷战与“文明冲突”。进言之,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肩负两项“天职”:A.在国际霸权对中国的致命重压的情势下,在核武的“恐怖平衡”的世界中,确保中华民族之“球籍”与大一统。B.在地球生物圈已经饱和的情况下,领导中华民族参与世界竞争,提高她在“全球性生态”之中的占有率(生存空间),并力争在生态总危机爆发之前,赶超西方(完成现代化)。
 




  本文是诸玄识先生2010年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