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 || 【顿悟时刻】 | 你只有内心丰富,才能摆脱生活表面的相似


书/中/自/有/黄/金/屋,黄/金/屋/中/可/有/你?











Any life is made up of a single moment, the moment in which a man finds out, once and for all, who he is.

“任何生命,无论多么漫长和复杂,实际上都是由一个特定时刻组成的,那是一个人永远了解自己的时刻。”







博尔赫斯在《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里用这样一句话,指向在佩尔加米诺的一个买了一小块地、结婚生了一个儿子的乡间警察巡官塔德奥。


博尔赫斯对塔德奥的一生几乎没有过多描述,“在组成他一生的日日夜夜中,只有一个夜晚使我感兴趣。”


于是他的笔尖直直戳向塔德奥在1870年6月夜晚的一场追捕逃犯的混战——在血肉的搏斗中,塔德奥经历了他的顿悟时刻:


“他明白命运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人们应该遵照内心的呼唤行事。他明白臂章和制服如今对他已是束缚;他明白自己的本性应是独来独往的狼,而不是合群的狗。”


这个夜晚的搏杀后,不识字的塔德奥选择了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接受了自己。那一刻一个凡夫俗子的“认识自己”可以无限接近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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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感受和思考,才能抓住某个自我顿悟的时刻。


顿悟的时刻对我们来说是珍贵的。


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我们生命中曲折昏暗的楼梯上,突然遇到了一扇窗户,通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更明亮的世界,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我们的生活的确可以平凡,但人生不能平庸。



融进历史“罪与罚”中的深爱


“您是否知道,你们是把囚犯送往死亡?”

“当然晓得。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

“那么,就因为要给新人腾出地方,您就命令说‘你、你、还有你,你们必须送回去杀掉吗’?”



《朗读者》(The reader)是一部2008年斯蒂芬·达尔德里导演的剧情片,改编自1995年本哈德·施林克所创作的同名小说。


该影片曾获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以及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多项提名。


故事讲述了1958年的德国,一个15岁的少年麦克和神秘成熟的少妇汉娜相遇,强烈的吸引让两人超越年龄和道德的束缚彼此沉沦,汉娜喜欢麦克朗读各式各样的世界名著给她听,而她难以向麦克启齿的是,她其实是个不能读也不能写的文盲。这份带着自卑的惶恐,终于让汉娜不告而别,留给麦克不能释怀的伤痛。


多年后,麦克成为法律系高材生,当他跟随着教授到纳粹战犯的法庭旁听时,却赫然发现被告竟然就是许久不见的汉娜,此时她是集中营雇佣的一名女看守,纳粹丑陋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她的工作就是拣选囚犯,然后将他们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处理”。她从未思考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一命令的合理性。


在法庭之上,法官对汉娜发问:


“您是否知道,你们是把囚犯送往死亡?”

“当然晓得。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

“那么,就因为要给新人腾出地方,您就命令说‘你,你,还有你,你们必须送回去杀掉吗?’”


汉娜一时茫然,不知道审判长想询问什么。她只好结结巴巴讲道:“我曾……我以为……那么,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即使走上审判席,汉娜仍旧意识不到自己的罪行,麦克无法面对昔日深爱的人无知无感地断送一条条生命的罪责,流泪看着目不识丁的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对汉娜的爱在历史的“罪与罚”之下,都默默融进了深沉的朗读录音里,寄给在监牢里的爱人。


回溯汉娜的悲剧,她只是几乎条件反射般地尽职尽责,近乎麻木地看守好自己的犹太囚犯,至于这背后的道德伦理问题,良知问题,在做出每一个致他人丧命的决定时,汉娜也从未思考过。


她就像没有丝毫思考能力的工具人,而平庸的邪恶就这样在“无思性”的人心中扎根。汉娜从未通过思考做出过服从命令之外的决定,也从未在思考中看见过自己。




从“平庸之恶”中看一个平庸的人做的决定


《朗读者》汉娜的真实原型,在历史上可能取自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审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

艾希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纳粹警察犹太处处长。

根据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材料,在艾希曼的主持下,纳粹法西斯屠杀了约600万犹太人。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对死于该集中营的20万犹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纳粹战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现场


二战结束后,当世界震惊于百万犹太人死于纳粹迫害的同时,也愤怒于决定策划和实施滔天罪行的都是怎样冷酷无情的恶魔,而结果让世人大跌眼镜。


《纽约客》特派记者阿伦特刊登的庭审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激起了千层浪,而艾希曼本人的所谓“平庸性”是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


在阿伦特的刻画中,在艾希曼更像是一个老黄牛似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甚至都算不上凶恶,还因为感冒了在庭审现场狂打喷嚏。


他在道德和智识上的空洞和内心的虚无,体现在他语言上的不连贯,说明他思考能力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但艾希曼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


后来在阿伦特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他其实挺笨的,在某种意义上,也不笨”。她评价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更远远不具备查理三世那种‘成为恶棍’的决心,除了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他做出的决定,根本就没有别的动机;就连这种不遗余力的本身也没有什么罪。


用大白话讲,他只是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决定。”


《奇葩说》的庞颖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傻白甜地活着。我们来讨论平庸之恶的概念,目的是什么?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在决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多想几步的。


在我们那种隐隐约约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两种决定,一种决定是,其实是保护自己柔弱的内心,我改变不了什么,我内心又很痛苦,所以干脆不去想。


另外一种决定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做什么,一个人改变可能不能改变什么,但如果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做一点什么,兴许这个世界会改变。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生于战争时代还是和平时代,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被左右、被惯性推动,思考、判断、行动在他做的每个摆脱自身引力的决定里环环相扣。



决定的逻辑就是例外的逻辑


“做决策的过程会迫使个体去考虑两种可能的利益,而且无论他们偏向哪一种,结果都是不确定的,还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痛苦。人们不仅是在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抛弃另一种可能性,同时也是在进行决策,最终都关乎自己和自己的人生。”

——《顿悟时刻》


不能否认的是,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总是面对巨大的孤独和艰难,这种压力甚至会让我们选择逃避以寻求解脱。


可是,谁不想过无悔的一生呢,我们总是在努力摆脱环境的力量,只有学会勇敢而真诚地做忠于内心思考的决定时,才能找到掌握命运的感觉。


在《顿悟时刻》中,塞普雷吉说: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行为都遵循习惯、风俗、行为准则、社会惯例或法律条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在做决定,只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这是一种毫不费力的复制。习惯化的行为让我们从有意识地做决定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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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卢培说过:“决策的逻辑就是例外的逻辑。”


只有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一种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习惯、习俗或法律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出有思考性的决策。


做决策是一个人的任务,它与自我建立了一种联系。


这种与自我的关系是决策的核心要素:我意识到自己是行为的主体,并对其后果负责。


我也意识到我思考的过程,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头脑在“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说是和否”。


在做决定时,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不同于任何人。更重要的是,在抓住一个可能性的同时,我知道我本来也可以抓住那个被拒绝的可能性。


通过充分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我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为我决定的后果负责。


就像今夏高分考上北大的留守女生钟芳蓉,尽管网友对她坚定地决定选择考古专业泼来“既没有前途”的冷水,希望她的专业决定应该考虑家境和现实,“选个来钱的专业来改善家里的条件”才对。


但热议最终的巅峰是让她成为了考古学界的团宠,以及更广大的网友对她勇敢为理想做出人生决定的鼓励和支持。


现实的毒打和生活的苟且,不断压抑当下的人面对内在热情和真诚的本能,但是这本能却像一团火,在风雪中可能微弱,我们却永远不会让它熄灭。


一个人在真正顿悟自己的时刻,才能做出忠于自我真心的决定。我们只有内心丰富,才能摆脱生活表面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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